从小说到舞剧的《百合花》：青春叙事最动人

记者 邢晓芳

原创芭蕾舞剧《百合花》根据茹志鹃1958年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据茹志鹃在《〈百合花〉的写作经过》中的记载，小说里的战斗，正是发生于1946年的苏中七战七捷，而这场著名战役的指挥部所在地，就是现在的海安。这部短短几千字的小说，发表于1958年三月号《延河》杂志，没有高大上的英雄人物，却写出了解放军和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其“清新、俊逸”的创作风格获得时任文化部长茅盾的高度赞扬；认为其塑造人物时的笔法“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越近越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如今，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坐落于江苏省海安市城中心，它书写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篇章，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彰显了苏中地区的军民鱼水情，也激发了上海芭蕾舞团“让《百合花》在申城舞台重新绽放”的创作灵感。

甲辰龙年新春伊始，上芭特邀茹志鹃的女儿、著名作家王安忆执笔，为芭蕾舞剧《百合花》担任编剧，母女两代作家隔空“牵手”，为上海赓续城市红色文脉，成就一段令人心动的文坛佳话。元宵佳节当天，穿行过夹杂着冰粒的冻雨，舞剧编剧王安忆来到上海芭蕾舞团热气腾腾的大练功房，在《百合花》开排通气会之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茹志鹃老师的创作谈里写到过，她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接到的第一个工作，也正是去借被子。无数以“新媳妇”为代表的当地百姓，将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物资都奉献了出来。这段经历让她在多年后的上海，写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半个多世纪之后，您又将小说改为舞蹈剧本，对您个人而言有什么样的意义？小说变芭蕾，您形容“这是个奇迹”，其间有哪些艺术处理特别值得说说？

王安忆：在1998年母亲去世，到今天已经让很多人记忆模糊。我很感动上海芭蕾舞团的艺术家们还想到母亲和她的作品。

当时，家里面因父亲被打成右派而在各方面陷入低谷，就在最低迷的时期母亲这篇浪漫主义色彩的《百合花》发表了，并得到茅盾先生的高度肯定，对她个人和我们的家庭影响是很大的。其实，在《延河》发表之前，母亲也曾经经历反复退稿，小说动笔之初母亲应该还不到三十岁，还非常年轻，这是一部青春写作。

小说变芭蕾，这是个奇迹，真的是很难得，是靠大家一起努力。因为核心情节“借被子”的故事和动作都是非常简单朴实的，舞蹈编导要非常有招儿，才能把这些处理得非常生动。

我很喜欢导演的两个处理：一个是倒叙起笔，由一位年长的女同志时隔多年再回看这段战火中小故事。有她在，这故事好像同我们的距离也出来了，有了距离感，然后就会有感情，在回望中产生更多更深的感情。

还有一个是新媳妇抱着被子幻想新婚之夜的段落。这里的处理很巧妙、很大胆——新娘翻卷在花棉被里，大红色被面朝外把她裹起来；但等她再翻身起来，变成白色一面朝上盖在了战士身上，完全是另一个画面、另一种情绪了。这段特别好，因为舞台表演是个直观的艺术，不能像小说那样文字交代，所以，这一场戏强调了这床被子对新媳妇的重要性，这里有一个姑娘对婚姻、对幸福的向往，包括新婚夫妻间情欲的表达。这段很大胆，我非常喜欢，甚至觉得应该反复出现。

记者：这部小说是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文学作品，今天看依然有能打动我们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王安忆：那时候大多作品只写大历史，但《百合花》是写了几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母亲写这部作品的那个时期，突出个体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太难得了——与如今思想解放、个体性表达是主流的时代不一样，那时，个人性在集体性面前是被遮蔽的，很难被看见、被表达。如今在舞台上看，个体性反而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与当代艺术观是相符合的。所以，这个故事在今天的观众、今天的年轻人眼里，应该是很容易接近的。

还有一点，上芭这次创作的定位很好，它是红色题材，也是一个青春剧，这一点特别好。青春总是最动人的。

记者：做舞剧编剧的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困难的地方？

王安忆：有困难的。《百合花》的故事要搬上舞台，它必须要加东西，不加东西是不行的，原来的本子那么短，太简单了。之前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曾经拍过《百合花》电影短片，沈丹萍主演。应该是学生的毕业作品，很短，所以故事的内容（较少）始终是个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工作。我没有写过舞剧的脚本，只能把它大致地分个场次。其实我觉得脚本，在整个舞台的编舞里面，它的作用不是很大的。但编剧不是一个人写作那么寂寞，在集体中（创作）很开心。舞蹈表演是个直观的艺术，它很依赖于生动性，这一点跟小说的传导是不一样的，小说是靠文字，自由度大一点，局限性也大一点，因为你不能直接看到它；而在舞蹈表演中，使用人体表现，就变得非常的感性，大家坐下来看舞蹈的时候，看的就是舞台上的表现。

上芭选择了这个小说作为创作题材，他们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我们的民族、民间舞有很强的戏剧性，然后又有丰富的地方色彩；而芭蕾相对来说是抽象一点的。但我觉得，他们对这次挑战是有信心的。

记者：您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想到这是一次和母亲之间在文艺创作上的回应或延续？这个故事里的女卫生员，有没有，哪怕一刹那，仿佛在舞台上看到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

王安忆：女儿想象中的母亲，总是成年的样子。母亲写的是小说，我写的是舞蹈台本，这里是有隔阂的。但是我在想，这也是一种仪式。从我母亲留下的一些东西能看出来，当年陈白尘先生是想让她改成电影剧本的；而当我写这个台本的时候，找到了一些电影剧本的草稿本——可见曾经是想过要把它移植成别的艺术形式或剧种的，但是今天似乎在慢慢地实现了。

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么久的一个作品居然没有被忘记，大家还能记得它，真的是很令人欣慰。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