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阎建钢导演出任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时,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提出了诸多观点,其中一个是:文学作品的改编不是简单的“二次装修”。
有关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阎建钢有发言权,他执导的《尘埃落定》《赵氏孤儿案》《人生之路》等剧作,故事要么来自经典文学作品,要么是当代文学力作,而他的下一部作品改编自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也证实他并没有打算停下改编的脚步,“改编”已经成为他导演生涯中的重要举动与标签。
“一个导演的任何作品都是当代表达,也就必须了解当代年轻人的兴趣和需求”,这应该是阎建钢对于改编给出的核心经验,以他执导的《人生之路》为例,这一取材于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电视剧,除了高加林这个主角之外,不仅增加了高双星这一重要角色,还将人物的人生经历由西安延展到了上海,其中在上海的戏份是原著中没有的,但电视剧对此处理得较为自然,也与当下观众对于农村青年进城之后的想象相吻合。《人生之路》在剧作中融入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对改编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前一阵被热议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迈出了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最新一步。该剧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作品,呈现出的如画风景、悠然节奏、轻松氛围、融洽关系等,无一不指向“年轻人的兴趣和需求”。剧作不但处处呼应着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其所传递的“去爱,去生活,去受伤”“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等观点也会给年轻人有所启发。或者如评论所说:“凭借着缓速的游牧世界图景与松弛的群体精神状态,带给当下都市观众一次影像疗愈历程。”
注重当下,衔接生活,迎合兴趣,满足需求——这是主流观众群对影视作品的欣赏需求,文学作品改编也需要建立在这一需求之上,才能更好地抵达市场与观众内心。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改编影视的一个黄金时期,相关改编的主流趋势还是尊重原著、拍出原著气质。那时的观众对于改编作品是否具有当代性并无什么要求,甚至影视作品越符合原著细节,其受欢迎程度就越高。从2000年前后开始,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进入一个狂热但又混乱的时期,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常被吐槽。在舆论的狙击下,导演们将翻拍对象转移到高票房、高收视率的日韩影视剧,有关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有了降温。
2014年,由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红高粱》播出,使得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迎来了新的变化。这部莫言作品的再度影视化,带来了久违的口碑,虽然并非人人称好,但中立客观评价的声音还是占了主流。随后,《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人世间》等文学著作,不断得到成功改编,文学之于影视的引领意义再次被重视起来。文学含量的高低,成为评价一部改编剧的重要标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改编影视剧的“当代表达”,还有“年轻人的兴趣和需求”,才得以被提出并实践,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有了新的意义与追求。
从被广泛认同的文学作品中,提炼出可以与当下主流观众进行精神接壤的亮点,使当下观众可以从改编作品中看见历史与现实,获得认知的提高,在共鸣当中建立一种可以穿透时间的共识——这或是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的“当代表达”。这种“当代表达”目前可能还处于一种生长状态,要么藏于作品内里,要么显隐不定,但却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因为,年轻人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表达,如果一部影视作品不那么重视他们的内在渴望,那么作品将难以说出当下人们的心声,亦不会成为时代咏叹的和声。
“年轻人的兴趣与需求”并非飘忽不定的,相反,他们和父辈有着相近的理想与梦想,比如,他们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对发展空间的渴望、对生活与生命质量的重视、对美好人际关系的向往等等,这些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中都曾有过精彩的表达,只是在一些浮躁甚至畸形观念的冲击与掩盖下,有些影视作品忽略了对其的关注。
当下,影视创作者开始重新回头向文学作品要灵感、要结构、要人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市场与受众也意识到了什么才是最珍贵的,两相呼应,使得一个文学改编影视的好时代呼之欲出。期望这样的趋势能够顺利展开,最终结出更多饱满而丰富的果实。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