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东：正在人生盛果期

由靳东主演的话剧《温暖的味道》，日前亮相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连演3场。这是他担任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后的舞台首秀。

作为明星，面对不同镜头，重复回答七八遍演出感受，这是靳东的日常。作为团长，处理一度让他望而却步的行政管理工作，逐渐变成习惯。作为学生，靳东回到母校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最放松的时刻是在校园与师友闲坐聊天。

靳东，一级演员，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副主委，中国音乐剧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作品包括话剧《惊天雷》《日出》、音乐剧《梦中醒来的梦》、音乐诗剧《血沃中华》、电视剧《伪装者》《我的前半生》《底线》《欢迎来到麦乐村》等。

记者 诸葛漪

苹果树的周期率

2012年，靳东凭借在《惊天雷》中饰演的毛泽东，获得话剧金狮奖。这次重回舞台，他为《温暖的味道》准备了3年。

和所有多栖演员一样，靳东珍视舞台不可复制的瞬间：“影视剧可以反复拍，一帧帧修正。舞台大幕拉开，再无回头路，错不得，也错不起。对演员而言，这是最好的让自己不去懈怠也不敢懈怠的方式。”

周末周刊：您主演的影视剧不胜枚举，为什么选中2021年电视剧《温暖的味道》改编为话剧？

靳东：两部《温暖的味道》都围绕第一书记孙光明讲述乡村振兴的故事，但情节完全不同，话剧与电视剧其实没有关系。

这部话剧酝酿了3年。这3年，我经常被“抓着”拍剧，《底线》《欢迎来到麦乐村》都是当时急切要完成的拍摄任务。我人在外地拍戏，老惦记“家”里的话剧。

在3年创作中，我们反反复复讨论，怎么呈现一部真正好看的戏，怎么吸引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说一千道一万，只有拿出行动、做出戏，观众才知道你的思考。

周末周刊：话剧讲述了黄河边的塬底下村通过种植苹果走出贫困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了苹果，而不是其他果蔬？

靳东：如果你去过延安就会知道，延安有近400万亩苹果树，源自40年前从山东烟台移植的国光、红富士等优良苹果品种。延安与烟台都地处北纬37度，是日照时间最适合种苹果的地方。一棵新栽苹果树过4年才能挂果，精心伺候，过八九年到盛果期，再经历七八年盛果期，进入衰果期。长不出苹果后，树被连根拔起，种上新苗，再等4年才挂果。所以，种苹果的前5年没收入，老百姓怎么生活？第一书记孙光明要怎么做才能让苹果树尽快挂果，还要延长盛果期？这些问题都引人思考，也推动情节发展。

去年8月到今年4月，我在陕北高原奔波了七八个月拍戏。一天晚上拍夜戏，大风吹着，月光照到苹果树林，恍惚像《呼啸山庄》。突然，我通过苹果树看到了自己：苹果树的周期率不也是人的周期率？我48岁了，正在人生的盛果期。再过10年，不管愿意与否，人都要遭遇衰果期。

那一刻，我一个人站在陕北高原，五味杂陈，千头万绪涌上心头，莫名流下一滴眼泪。我意识到，我要抓紧一切时间，把手头每一件工作做到最好。于是我痛下决心，全情投入到话剧《温暖的味道》的创作中。

周末周刊：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是否尤其需要踏实深入的创作作风？

靳东：电视剧《温暖的味道》，光拍摄就花了六七个月，还不包括前期写剧本、体验生活。我们到了拍摄地青岛铁山镇后石沟村，扎到生活中，才真正知道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生活在那里的人和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脱贫致富为什么那么难。

话剧《温暖的味道》讲的还是下乡的第一书记。城市里的年轻人到农村，先了解农村现状是什么，然后把他的知识技术、社会资源用于农村，这样的第一书记全国不计其数，他们应该被讴歌。

《温暖的味道》北京最后一场演出时，10位来自平谷、密云、怀柔、大兴、房山的书记看完戏，深有共鸣。他们当初都带着特别美好的初心下乡，希望能够改变现状，但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讲的，中国的乡土社会极难改变。再高明的话术之后，最终还是要做最实际的事情，把一亩地种好。

周末周刊：您在制作《温暖的味道》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靳东：周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乡村题材戏？怎么把大家吸引进来？

《温暖的味道》讲如何面对、处理苹果新老品种更替的问题，其间有新老观念碰撞，归根结底还是在讲人和人之间的故事。我想，艺术创作者有义务、有责任去培养观众，不管什么题材，我们都要排出负责任的、艺术性思想性统一的作品。

做原创很艰难。为了做出符合戏剧创作规律的内容，我认认真真又把20多年前学的戏剧理论、20多年的创作心得“再回炉”。创作中，我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刚开始排练时，真的争得面红耳赤。排了一两个月后，我瘦了，更精神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特别积极，现在连怎么种苹果都会了。

周末周刊：您一直钟情舞台，除了这部戏，还曾主演话剧《惊天雷》《日出》，近年又制作易卜生《海上夫人》、契诃夫《樱桃园》等剧目。

靳东：我在中戏的老师们，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较年轻的，都叮嘱我们：学戏剧表演的人一辈子都不要离开舞台。离开舞台，人就废了。

我们以前看电影，后来家家有电视机。今天，iPad和手机取代电视机，谁还守着点看电视？信息化、碎片化时代，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看超过30秒的视频？终端改变了整个影视制作生态，未来观众可能还有更多选择。

这几年，我接手院团行政管理工作，深刻体会到科技发展越来越快，舞台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近。只有在剧场，演员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才能瞬间传递给观众。

创作者·管理者

在北外滩友邦大剧院，3小时采访间隙，靳东在走廊与同事刘敏涛、张晞临一边聊天，一边吃着蛋糕补充能量，如平常在团里办公室聊天一般。

中戏毕业后，靳东加入中国煤矿文工团，入团第一课是下矿井演出。21年后，他从副团长升任为团长。

周末周刊：您成为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后，给自己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

靳东：我们团历史悠久，1947年建团，人才辈出，2018年成为文旅部直属院团。

观众们看文艺院团，其实很简单——你们这个团里都有谁。团里老一辈艺术家瞿弦和、范伟、贾雨岚、郭凯敏等老师陆续退休，总得有既有名又有实力的人接上去。我们这批人正“当打”。刘昊然大学毕业，我们就把他招进来，现在他也是团里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作为团长的第一步——从我开始，撸起袖子上阵，一起来搞创作。提出问题的人比比皆是，解决问题的人凤毛麟角。但行动大于一切，先把这个戏做出来再说，我希望《温暖的味道》能代表我们团的精气神。下一步，我想通过行动告诉年轻人，在团里应该担起什么样的责任。

周末周刊：当了团长，您的工作重心有什么变化？

靳东：团长就是服务和付出，替所有人解决问题。久而久之，我觉得帮人解决问题是我应该做的。当意识到自己心态的这一变化时，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以前我带团队搞影视剧创作，可能和编剧、导演争论不休，甚至在剧组炒人，一切都是结果导向——我要做一部好看的戏。只不过，学了这么多年理论，又搞了这么多年创作，没有人告诉我，当了团长，除了创作以外，我要解决一些之前没想过的事。比如，团里有同事的父母生病了，求医有困难，那哪行？我得想办法帮忙找医院。

在国有院团，大家习惯了，有问题找团长。我现在解决的家长里短问题不少，应对得也还行。当然，整个团好几百号人，我们最核心的目标还是培养人才、出作品。

周末周刊：抓创作和帮老人求医，哪个比较难？

靳东：都很难。我以前与部里领导沟通过，尽量不要让我花太多时间在行政管理上。我不敢称自己为一流的艺术家，但我应该在一流的演员阵营。让我去干管理，我可能最多是三流的。一流的创作者，为啥要做三流的管理者？

后来我自己反思：你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在外面带领影视剧剧组都是千八百人，能把外面团队搞好，怎么就不能把团长干好？只是，这个过程中，真的要放弃小我，放弃名和利，转而为大家、为这个时代做一些事。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延安一片又一片苹果林会有那么深的感慨的原因——台下，我也是孙光明，冥冥中，有一只大手推着我。这就是命运，有时候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

周末周刊：国庆节期间，煤矿文工团携手中国科技馆制作的沉浸式戏剧《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首演，这是否代表院团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靳东：《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在中国科技馆连演10场，得到极高评价，我特别开心。

煤矿文工团有话剧团、歌舞团、说唱团、民乐团。接下来我们计划把几个分团的壁垒打破。未来我们还想做音乐剧团，音乐剧是最综合的舞台艺术门类，能够用最快速度让观众热血沸腾。

今年底明年初，我们计划做音乐剧《常书鸿》，已得到常沙娜先生的授权，也找了作曲家、美术视觉总监。他们先问：靳团，是不是您亲自操盘？第二句是，您必须得演。

对我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煤矿文工团每任团长都很了不起，刘炽团长写的《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家喻户晓，邓玉华和瞿弦和团长都是了不起的艺术家，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岗位的改变，过去所有的作品积累，让我有了一定的信服力，能实施一些自己的想法，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作为团长，不能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一两部戏的收入。对我来说，使命也是责任，拿出有世界语汇的、能够真正走出去的、具有真正含金量的艺术作品，是我们唯一要做的事。

认知决定未来

靳东评价自己是“比较任性的人”。今秋，他开始在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戏剧和影视高峰作品研究，导师为中戏院长郝戎。

“学了4年戏剧理论，搞了20多年的创作，每当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去寻找‘把手’。我内心的依据就是戏剧大师们总结的经验。”

周末周刊：考博算是您做出的“任性”举动吗？

靳东：我想回炉。三四年前，我就想考博，那时我已经有了紧迫感。有人说，你都这岁数了，也是一级演员了，别再上学了，添乱。但是读博对我的意义不一样。过去20年，我在北京很少参加聚会，也不混圈子。即便这样，我都觉得太嘈杂了。回到母校，我心特别静，和师长同学往院里边一坐，不知不觉聊两三个小时，还有什么比这更舒服？

也有人劝我考EMBA，但回到母校、回到本专业，最符合我真实的想法。我上大学时懵懵懂懂，没太搞清楚的应该再搞搞清楚。

只是没想到，我一去上学，就被人拍了照片发到网上。有点像现在在剧场，大家也不管你演得好不好，反正听说你去演，都好奇来看看。

周末周刊：您现在习惯了走到哪都被拍照吗？以后会更小心、更隐蔽一点？

靳东：隐蔽不了。我不能用小偷小摸的心态回母校上学。

去上学总是好的。我快50岁了，如果不学习，就停滞在这个阶段了。学习这件事，久而久之，会成为习惯。我们老说，最难改的是习惯。我觉得，培养一点好的习惯，是这辈子挺重要的一件事。另一方面，你要能摆脱不好的习惯，得有自我抽离机制，能发现、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人分好几个境界，有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人知道自己不知道，后者能进步，能继续往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恐怕这辈子就是不知道了。

我想往“知道自己知道”再迈近一步。在黑板上画一个圈，圈里是你的已知，圈子画得越大，越能意识到圈外还有这么多未知。

我常与团队、朋友、家人说，认知决定未来，决定作品的审美、结构、表演。去学校回炉，我能够在最短时间内知道每个人看到的世界，特别开心。

周末周刊：您对年龄有危机意识吗？

靳东：这倒没有。我认为我特别年轻。主要原因在于，过去每个戏的创作过程，那段时间对我而言都是真空状态。去年，我去了陕北，8个月风吹日晒，脸吹成高原红，现在对我来讲好像没发生过，时空定格了。我在上海拍《我的前半生》4个多月，接着在香港杀青，最后回到北京，生活轨迹好像还停在那儿，几个月的时间停滞了。

周末周刊：《琅琊榜》之后，您没有拍过古装剧，一直扎根在现实主义题材，这是为什么？

靳东：2005年，我在河北涿州拍《东方朔》，侯鸿亮来探班，我就说，拍完再也不拍古装戏了。他不相信：“不可能，找你的戏这么多。”我说：“言必信，行必果。不管谁来找我，给多少钱也不拍。因为我突然间找不到拍古装戏的意义。”

《琅琊榜》我拍了六七天，那是给孔笙导演、侯鸿亮帮忙，我们是多年老友。拍完《伪装者》，我也不想再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戏了。我大概收到20多个类似剧本，时代背景、人物关系大同小异，角色都像明楼的翻版。

这几年，我拍戏重心全放在现实题材，我演了7次医生，《我的前半生》讲咨询行业，《纵有疾风起》讲公关，我还演过律师、法官等。离生活越近的现实题材戏，其实越难演。因为观众对身边这些事再熟悉不过了，如果有一点点不真实，这戏就不成立。我会继续认真选剧本，努力塑造一些经典角色，不辜负观众的期待。

周末周刊：您的社会精英形象深入人心，想过演绎小人物吗？

靳东：人生就是这样。我特别喜欢演小人物，也觉得自己特别会演小人物。中戏校园在东城区东棉花胡同深处，位于现在北京重要旅游景点南锣鼓巷正中间。我们上大学时，那里什么都没有。住在深深的胡同里，你了解的都是胡同里的小人物。

可是老师总批评我，一天到晚对自己有误会。中戏以前招生是按照一部舞台大戏角色配置需要选人的，我们班招了10个男生，我的定位是小生。排《日出》，我是方达生，不是潘月亭，也不是李石清、黄省三。排《雷雨》，我就是周萍，不是周朴园，不是鲁大海。

老师经常跟我们说，演戏是掰枝子的过程，而不是添东西。学生时代演戏，都是一身毛病，演得用力，使劲证明自己，想演大悲剧男主角。结果，越往悲里演，越是喜剧人。

戏剧学院掰枝子，是让你认识自己的过程。我到了这个年纪，才摸到门道——表演、台词越干净、越简洁，越难。把这2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结合，我再去母校回炉，是真正的刚刚开始。

周末周刊：您现在回头看年轻时学的理论、技巧，是不是有全新感受？

靳东：上学时，有很多内容是我们读不懂的，都在硬读，比如中戏必读60本书，还有契诃夫、萨特著作。如今再看书，我发现，每个时代遇到的问题，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我最近又读了彼得·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20世纪50年代戏剧人遇到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全面地遇到了。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对什么都不满足，天天大鱼大肉也不开心。为什么人活得相对艰难一点，反而发现生活好幸福？可能需要戏剧作品作一些引导。

作品好坏，不应该仅从戏剧理论来研究，而要代入今天生活的时代、遇到的问题去解读。你只有把理论和创作分别搞个10年20年，从戏剧理论过渡到实际创作，才有可能搞出点东西。

周末周刊：《温暖的味道》三位演员报名角逐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这是您和上海又一次结缘。

靳东：来上海，我还是挺激动的。上海是我的福地，我特别喜欢上海。从《伪装者》到《我的前半生》，我被观众所熟知的作品，有60%以上在上海拍摄。《温暖的味道》导演王延松、演员张晞临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前些年，我每次来上海，都在微博发一张上海的照片，和喜欢我的观众形成默契，告诉大家，我来了。在上海，有我的好朋友胡歌、吴越、马伊琍、雷佳音、陈龙，有佟瑞敏、佟瑞欣老师，有很多优秀的前辈。奚美娟老师看了《温暖的味道》，很遗憾潘虹老师这几天不在上海。

带着《温暖的味道》来上海，我既高兴又忐忑，希望能够从美学、视听感受上带来一部好看的戏。每位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戏不靠明星，而是凭借戏剧本身受到观众喜爱。但的确很多知名演员参加的戏，票房火爆。演了二三十年话剧的演员，演技好，却没有影响力、没有票房。再好的戏，如果卖不出票，怎么能够体现出这是一个好戏呢？我也在思考，努力解决这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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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